当前碳排放即将达到峰值，自然资源制约等问题日益突出，同时疫情冲击与科技产业变革也不容忽视，发挥“新基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绿色赋能效应的必要性毋庸置疑。高技术产业具有技术知识密集、低资源消耗、低污染等特点，其创新能力能够体现产业的进步，同时推动经济社会向集约环保型发展方式转变。论文以绿色复苏为视角，梳理了“新基建”对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的内在理论机制，这对于科学合理地引导“新基建”的投入与使用，使之成为绿色发展、产业创新的重要手段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基于2008—2020年中国28个省级面板数据，首先运用基准回归模型研究“新基建”对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并通过变量替换进行稳健性检验；其次对我国东中西部区域进行回归分析；最后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对“新基建”是否会通过成本节约效应、溢出效应及人力资本效应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进行考察。研究结果表明:1）整体来看，“新基建”能够显著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在使用不同衡量指标进行稳健性分析后，该结论依然成立；2）从地域划分看，东部地区“新基建”对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提升起促进作用，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作用则不显著；3）人力资本效应是“新基建”推动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渠道，成本节约效应存在遮掩效应，而溢出效应并不显著。经研究得出：我国应持续鼓励“新基建”发展，同时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因地制宜推进东中西部的“新基建”投资进程，畅通“新基建”对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提升的传导路径，使“新基建”成为助推经济发展、生态可持续、产业创新进步的利器。

核算江苏省碳排放与碳吸收量，预测其未来碳平衡潜力，为推进我国“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战略目标及落实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参考。从省级层面选取江苏省为研究对象，建立碳平衡潜力预测指标体系，根据1996—2019年碳排放量核算数据，在碳排放影响因素LMDI分解的基础上，构建改进的STIRPAT模型并设置9大情景，分别预测2020—2060年江苏省碳排放量。同时引入灰色GM（1，1)模型预测江苏省未来生态碳吸收量，根据预测结果，分析其2004—2060年碳平衡变化趋势。结果显示：1)江苏省碳排放增长迅速，人口规模、人均收入及能源结构是主要增碳因素，能源强度及碳排放强度是重要抑碳因素，根据STIRPAT模型预测结果，可将9种情景按碳达峰量及碳达峰时间分为高碳-高增长、中碳-中增长及低碳-低增长三大组合，其中低碳—低增长组合的最优情景3可实现2029年最早碳达峰，峰值为33 003.86万tCO2，2060年碳排放将下降至24 274.19万tCO2；2)碳吸收量预测将缓慢增长，于2053年突破3 000万tCO2的吸收量，2060年碳吸收量将达3 095.584万tCO2；3)江苏省未来实现碳平衡将存在时间滞后危机，碳平衡缺口预测将在2029年达到30 286.03万tCO2峰值，2060年下降至21 178.60万tCO2，碳平衡压力指数将从2025年的最大值12.16下降至2060年的7.84，需承担较大减排压力。由此可知，江苏省生态吸碳能力有限，即使按最优情景3预测分析，未来实现碳平衡依然面临严重挑战。据此，从碳排放、碳吸收与碳平衡3个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即调整能源高碳结构，加强绿色科技创新，降低碳排放量；积极推进绿地化建设，保护自然环境系统，增强生碳吸收能力；协同发展绿色减排与技术固碳，缩小碳失衡缺口，减轻碳平衡压力等，助力实现我国2060碳中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正不断深入人心，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成为城市共同发展路径。然而当前，长三角城市群产业发展惯性大，污染物排放基数大，尤其是工业废水污染，大大降低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城市群代替中心城市逐渐成为促进城市发展的增长极，其地域扩容对工业废水污染的影响如何，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运用2003—2019年中国246个地级市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通过对比长三角城市群工业废水排放实际值与合成值的差值，研究城市群扩容能否降低工业废水排放；同时使用安慰剂法以及变换处理组对其稳健性进行检验；最后就扩容如何影响工业废水排放进行讨论并提出建议。研究发现，就整个城市群来说，扩容政策显著地降低了城市群工业废水排放。没有发生扩容的合成工业废水排放发生了增长，而实际工业废水排放却是下降的，可见扩容政策的实施是必要的。就影响机制而言，扩容通过人口密度增加了工业废水排放，通过促进经济增长降低了工业废水排放。

推动长三角地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需要高度重视长三角生态文明建设。现今长三角地区水资源短缺和水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依然严重，且水资源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其本身存在的外部性导致跨区域水资源保护机制无法顺利实施，如何解决水资源生态补偿问题成为长三角地区协同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水足迹理论构建2008—2017年长三角双向水足迹生态补偿标准计量模型，并在引入中央政府“约束-激励”机制下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各相关主体的博弈决策，从而实现最优的稳定均衡策略，最后从不同主体角度提出相应的对策。研究发现：1）长三角地区为虚拟水进口地区， 其虚拟水净进口量及消费量在10年间呈上升趋势，年平均消费量达到1 586.2亿m³。从类别结构看，农业水足迹实际用水量最大，而贸易水足迹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且变化较大；从地区看，虚拟水消费量贡献最大的为江苏省，其次为安徽、浙江、上海。2）长三角三省一市生态补偿额度10年间均呈上升趋势，其中江苏省获得的生态补偿金额最多，年平均达到92.22亿元，其次为浙江、安徽、上海；但江苏省的年平均生态补偿额对于生态投入成本的占比最低，仅为63%，上海最高，达到78%。3）引入“约束-激励”机制后，当中央政府对单方面不履行义务时的处罚F与激励金额 B之和大于当地所获得的生态补偿P，且中央政府对双方同时不履行义务时的处罚Q与激励金额B之和大于机会成本C的2倍，小于所获得的补偿金额P时，长三角地区可以实现最优的稳定均衡策略（保护， 补偿），其中浙江省的激励惩罚范围在10年间变化幅度最大。

在当前经济新常态下，实现绿色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其关键在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除了依靠国内自主研发之外，通过对外开放实现国际技术溢出效应也是中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选取17个国家地区作为我国的技术外溢国，以绿色专利申请作为绿色技术创新指标，利用2007—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借助构造的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国际技术溢出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省区环境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本地区的环境技术创新与地理相近地区的环境技术创新密切相关；进口贸易渠道的国际技术溢出对所在区域的绿色技术创新产生了显著的促进效应；双向FDI渠道的国际技术溢出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具有负向作用；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且OFDI渠道的国际技术溢出与国内研发资本存量的交互作用显著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 

在传统测算标准下加入“磷”污染因子，对2005—2017年长三角地区各省市不同部门的灰水足迹进行计算，并用回归模型验证各省市灰水足迹与地区生产总值的关系，探寻经济与水资源协调发展的模式。不同于传统认定的总氮和化学需氧量为农业灰水足迹中最主要的污染因子，近年来磷元素成为长三角地区农业灰水足迹中的主要污染源。2005—2017年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的灰水足迹都呈现先减少后增加再减少的趋势，上海市则持续降低。长三角地区整体水质上升，水资源利用效率有所提高。上海市水质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曲线呈下降态势，江苏省和安徽省呈 “倒N型”，浙江省较符合“倒U型”。通过对长三角地区各省市的灰水足迹时空格局与经济发展关系分析，为以后制定差别化的区域水污染治理对策提供参考。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世界粮食重要产区，有效利用虚拟水贸易战略，有利于缓解沿线国家的粮食困境，实现水资源的高效配置。论文基于2010—2016年的生产和气候数据，测算了沿线65个国家7种粮食的单位虚拟水含量，并结合相应粮食的贸易数据，构建虚拟水贸易网络模型。研究发现：该贸易网络具有小世界特性，出现逆全球化征兆；俄罗斯、乌克兰等是该贸易网络中主要的粮食虚拟水净出口国家，埃及、伊朗等是主要的粮食虚拟水净进口国家；中国保持着较高的中心性，其粮食虚拟水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在该网络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研究结果为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生产与贸易结构、合理利用水资源提供了可视化依据。